中新社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
李金磊)“改革户籍制度,首先应该改革那些衍生的权利福利,弱化或者剥离附加在城市户口上的特殊待遇。”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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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事实上已经和土地、就业、社保等各项制度内嵌在一起,积极稳妥地联动推进一系列配套改革,是深化户改的必由之路

中新社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
李金磊)改革户籍制度,首先应该改革那些衍生的权利福利,弱化或者剥离附加在城市户口上的特殊待遇。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江西省主委刘晓庄今年提案关注的是户籍制度改革。

特大城市能够落户的人数很少,目前在北京2000多万常住人口中间有800万外来人口都没有户籍,对这800万外来人口来讲,可以通过积分制办法落户北京,或者通过居住证来解决保险、子女教育问题。

近日,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决定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这对渴望真正融入城市的广大农民工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

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止刘晓庄一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6日表示,户籍簿就是几张纸,换了一个城镇户籍簿,但是户籍簿后面所承载的一切,社会公共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能解决的话,那这张纸也没有太大用处。

上个星期,家住南昌市西湖区的胡长,在公安局把户籍性质从“非农村”,改成了“居民”性质。

表哥长年在浙江义乌打工,江西农村老家孩子留守,老人空巢,非常渴望在城市安居乐业。我打电话让他咨询一下当地何时可以办理举家落户,他却明确表示不着急,先等等再决定。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讨论该议题的一大背景是,当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亟待从形式走向实质。

他不认为自己与过去有什么区别。因为他在城市买第二套房仍有限制,仍不可以在农村买房。“感觉没太大变化,这种改革应该对农村户口比较有利吧。”他说。

细聊之后发现,表哥的决定挺有道理,同时也深感推进户改还需协同推进一系列配套改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进行,许多地方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河北、辽宁等10多个省区市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分,统一称为居民户口。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近期,各地开始着手户籍改革的试点,浙江嘉兴、江西南昌等地试行居民户籍,取消城乡差别的改革。

表哥不着急落户的第一个原因是要等土地确权、颁证。“老家有地,即使在城里呆不下去了,回去还有安身立命的本钱。”2008年的那场金融风暴让表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

但上述地方户籍改革,大都局限于取消形式上的户籍歧视,即户籍登记上体现的城乡不同身份,而实质上的户籍歧视(户籍身份产生的各种差别待遇,如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并未取消和实现平等。

此前,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2020年,全国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表哥对土地的看法也代表了多数农民的态度。社科院调查显示,九成受访者不愿交地换城镇户口。看来,户籍制度改革要顺利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尽快取得突破。确权颁证有利于让农民吃下定心丸,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慎重稳妥探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是户籍制度配套改革的重中之重。土地制度改革如果徘徊不前,农民后顾之忧不解,城镇化的步伐就会被拖累。

导致户籍制度改革举步维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平等的社会福利待遇将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和管理上的巨大考验。

多地试行改革

表哥不着急的另一个原因,是要观望一下城市户口的成色如何。如果只是换个户口本,基本公共服务还是老样,那又有什么大意思?

在陈锡文看来,一定要通过加快发展经济,使国家有更雄厚的实力来解决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从8月12日起,浙江平阳县启动城乡居民将统一转换为居民户口的改革。原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区分将取消,社会救助、社保等政策则逐步向非农业户口统一,逐步实现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一度造成了城乡户籍之间30多项待遇差别。消弭这些差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深化户籍制度配套改革的又一个关键所在,任重道远。

全国政协常委、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建议,应尽快在中小城市推行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统筹解决城市常住人口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问题。

为此,平阳将实行按居住地登记的户口迁移制度,以合法稳定职业或合法稳定住所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进一步调整完善购房落户等户口迁移政策。

为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求,地方政府需要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公共服务管理、社保、保障性住房等一系列财政投入。这是户改带给地方政府的最大压力,也是近年来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较慢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个问题,《意见》提出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同时提出了“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合理引导预期”等务实而又积极的应对方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张车伟在8月12日的中国政府网的访谈中称,这次户籍制度改革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人口基础的信息系统,实行居住证制度,这些都是和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相类似的人口管理的方法。

实际上,要填平城乡不同户籍之间的权利和福利鸿沟,确实不是一时之功。但取消农业户口,实际上开启了“城乡平权时代”的序幕。方向已定,事在人为。逐步弱化或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待遇,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区域间、不同规模城市间及城乡间的发展差距,特别是给农民工同城待遇,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着力点。

差别化成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一大关键词。所谓的差别化,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均提出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今后我们要更多地剥离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政策,让户籍制度本身更多担负人口管理、社会管理方面的职能。”他说。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事实上已经和土地、就业、社保等各项制度内嵌在一起,深化改革难度不小。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积极稳妥地联动推进一系列配套改革,是深化户改的必由之路,也将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提供强大的动力。

户籍制度改革其实已有了明确的时间表。中国公安部副部长黄明2013年曾表示,到2020年,中国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此前广西梧州也称,今年7月30日前将完成户籍登记改革工作,12月31日前完成相关配套机制的制定工作,维护转户居民的合法权益。

为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求得最大公约数,除农村小城镇外,还应该先选择一些条件较好的生态新城、卫星城区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未来,通过高位推动,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改革道路,尽快制订切实可行、人民群众满意的指导意见、配套措施和实施方案。刘晓庄建议。

更早如南昌,在今年1月8日正式宣布,在全市范围内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登记制度。拟定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建成区范围内登记。

户籍制度改革,应当从实质入手,莫做表面文章。观察人士指出,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最终实现社会公共资源不分地域、不论身份和职业,为全体公民共同享有,实现权利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真正对等,这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题中之意。(完)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上述改革在一些地区也取得了成功。比如2008年以来,浙江嘉兴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称谓正式告别历史舞台,全市城乡居民户口统一称为“居民户口”。

此后全市城乡同工同酬的情况出现,城乡退伍军人待遇一样,遇到工伤、车祸等赔偿一样。解决了农村与城市人待遇不一的问题。

同时,农村居民可以上城市的社保,现在嘉兴市本地的农业转移人口方面的户籍政策很宽松,城镇的社会福利城乡居民都可以享受。

嘉兴总人口330余万,农民和城镇人口大约各占一半。浙江嘉兴市市委政研室主任朱少平指出,本地人口方面,户籍实现城乡无差别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城乡差距也不是很大了。

“现在还有就是一些零散村落的问题,可能会根据当地情况和群众意愿,将这些村落集中规划。”他说。

暂难在大城市推广

不过,上述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施统一“居民”户籍登记的制度,难以在大城市推广,而且已经试点的地区,仍需要时间完全改变实质意义上的城乡差别问题。

目前的国家户籍改革规划,到2020年,3亿农民工中的1亿转为城市户籍,其他的通过居住证来解决。居住证实施打分制度,根据打分多少,来获得与当地城市户籍一样的公共服务等待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何宇鹏指出,这就意味着,在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外来居民需要通过居住证制度,逐渐地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务。这包括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证照办理等六项公服务权利。

“随着居住证时间延长,可以不断追加其他公共服务,直到和这个城市的户籍人口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他在中国政府网的访谈中说。

在大城市实施积分制,朱少平认为也有必要。原因是大城市的政策、公共服务等资源都有更大的吸引力,但不可能承载过多的人口。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特大城市能够落户的人数很少,目前在北京2000多万常住人口中间有800万外来人口都没有户籍,对这800万外来人口来讲,可以通过积分制办法落户北京,或者通过居住证来解决保险、子女教育问题。

他也指出,单靠北京市政府而言,财力上面临挑战,“中央和北京联手使外来人口的这个问题能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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